我差点与再评价咨询擦身而过

那是在1986年，当时我在中国日报社国内采访部做记者。我的采访报道范围包括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心理咨询在国内的发展。一年前，由于采写有关妇联开办的心理学讲座系列活动的报道，我认识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李老师并与她建立了联系。那年夏天李老师告诉我有位美国的心理咨询专家受邀来做讲座。因为我找不出时间去听讲座，所以李老师就安排我去该美国专家下榻的宾馆与他会面。

记得当时同去的有李老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李教授、东城区妇联的皮女士及另外一两个人。我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采写消息。但是当我见到那位专家后马上就有些失望，打消了采访的念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是位学者或教授，至少不像是我所期待的学者或教授的样子。记得他当时身着衬衫和牛仔裤，理着平头，头发已经花白，70岁左右的样子。显然他已经与李老师、李教授和皮女士比较熟悉，很随意地与他们说笑。让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开始扮出各种滑稽可笑的表情和动作，想逗我们发笑，还鼓励我们模仿他的表情和动作。

在我心目中，专家学者应该是庄重严肃的。而他——哈威-杰肯斯——的表现却截然相反。毫不奇怪，哈威-杰肯斯那次给我的印象很糟。我觉得他的举止太怪异，真是无法接受。当然，我也完全打消了对他和他的讲座的兴趣。

一年以后，我知道哈威再次被邀请来华讲学，但仍没有兴趣去听他的讲座。如果不是李老师问我是否可以参与翻译一本哈威的书，帮她赶时间，我可能就这样与再评价咨询（又称相互咨询）擦肩而过。

那本书就是“人类人性的一面”。当时我并没有马上答应参与翻译。对哈威的第一印象让我对他写的书也不感兴趣。李老师没有坚持。但她希望我能帮忙校对一下她已经翻译的前半部分。出乎我的意料，书中的内容很快就吸引了我。我对李老师说，没想到哈威这个人虽然显得那么怪，他的书写得倒很有道理。于是，我同意和李老师一起翻译该书。书翻译完了，我对哈威的印象也随之有了改变。虽然那时我对书中阐述的理论还只是一知半解，但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意识到那些长期存在于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烦恼肯定与书中提到的僵化或慢性反应模式有关系（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发现自己身上的各种慢性反应模式会是一个逐渐的漫长的过程），而且或许可以用相互咨询的方法得到解决。

李老师很高兴得知我对再评价咨询有了兴趣。当时哈威正请她推荐对再评价咨询有兴趣但又要懂英文的人与她一起去美国了解再评价咨询的理论和应用。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自然很高兴。于是，在得到单位批准后，我随李老师于1988年夏天的两个多月里连续参加了五个在美国不同地方举办的不同类型的研习班。

认可一个理论和认可依据这个理论所做的实践是两回事。与其说我那次有了一个好机会学习再评价咨询的理论和应用，不如说我利用了那次机会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察”。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算久，人们仍在痛定思痛，努力从那场灾难汲取教训。人们不再盲目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各种西方思潮和文化涌入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侯我接触到再评价咨询。当时我虽然觉得该理论很有道理，但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也能接受与其有关的实践。所以可以说在那两个多月里我一直在扮演一个“观察员”的角色，以批判的眼光评价所见所闻，随时与李老师交换讨论自己的看法。直到参加完所有五个研习班后，逐一排除了所存疑虑，我才决定这是一个我能够也愿意接受的事物。

当然，那不是个轻松的过程。一开始，看到人们剧烈的宣泄对我简直是一种文化休克。我怀疑人们是在表演，不相信他们会有那么多那么深的痛苦让他们那样痛哭或发抖。即使他们不是在表演，我也不相信自己有痛苦需要像他们那样大哭或发抖。直到第四个研习班，我才相信人们的宣泄不是表演。但是我自己能够在相互咨询中畅快地宣泄出痛苦情绪则是在很多年之后。我多年所受的教育以及自己的经历让我倾向于压制情绪，很难放松。我想，这也是当年我对哈威的第一印象很差的原因。

事实上，自1988年夏参加那五个培训班起，我对哈威的印象就完全改变。我仍然不会把他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来看，我把他当作一位总是相信我的能力、总是鼓励我、支持我的一位长者。当然，他对再评价咨询团体里的任何人都是这种态度。我从来没见到过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对人充满信心，那样热情地给人以鼓励与支持。

从我最初接触再评价咨询，近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也曾读到有关再评价咨询的负面报导，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和再评价咨询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