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乐于和人相处

一九八六年我陪同父亲（文革前曾在心理系和教育系任教，并在医院做过多年心理分析门诊）去见哈威-杰肯斯。听说他是一个新的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能让当事人在几次又哭又叫之后变得轻松愉快，所以对他充满好奇心。

我见到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外国老头儿，体魄魁伟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我先前对他抱有的神秘感顿消。他为我父亲做了咨询（当时我父亲的眼睛近乎失明母亲去世不久）, 还送给父亲一本他写的书“The Rest of Our Lives”让我帮助父亲阅读。

虽然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但在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我对此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后来又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士来教相互咨询，她的一些做法让我很反感。一方面感觉她过分热衷于介绍相互咨询，让人感觉她象个传教士；另一方面她总是讲每个人从小在性的方面受到的伤害，使我以为相互咨询只从这方面解决人们的困惑，一度对它产生了疑问。现在回想起来，发生那种情况也不奇怪。由于每个人在认识、学习和运用相互咨询时总免不了受到自身文化背景和经历的影响，特别是自身的慢性模式的影响，所以任何人对相互咨询的全面、深入的理解都需要伴随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作为一个初学者是如此，作为一个相互咨询教师，更要注重处理自身的慢性模式，摆脱它们的影响，促进自身的成长，才能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相互咨询的理论和实践，在把它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不会出偏差，不会导致别人对相互咨询的误解。

在帮我父亲阅读那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李老师的很多鼓励和帮助。我虽然没有读完那本书，但我了解到哈威的思想境界是很高深的，我从这本书中汲取了很大力量，它给了我自信心和支持力。

八七年哈威和蒂姆第二次来中国，我去听他们的讲座，当我听蒂姆讲到：人们的天性之一是享受彼此之间的情感、交往、合作的时候，我的眼前为之一亮，这些难道都是享受？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我怎么更愿意和仪器之类的东西相处而不乐于和人相处呢？当然我当时还是非常愿意找回这种享受的。后来，通过进一步学习《人类人性的一面》和多次的相互咨询,我已经基本找回了这种享受。

带着疑问去实践，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找到答案，从而更进一步地去实践，这也是我学习相互咨询的一个过程。而我与李老师和其他咨询伙伴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鼓励是加速这个过程的又一因素。